【光明思想吉林】文/鲍盛华
公木：被“发配”到省图书馆的“大人物”
对于东北腹地吉林的文化建设来说，1961年好像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年头。从历史的角度看，张伯驹与潘素在这一年加盟东北的文化建设其实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
就在1961年的年底，时任吉林大学校长匡亚明听说了一个令他振动的消息：著名诗人、学者，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公木先生因为1958年被划为“右派”而被开除党籍，“发配”到吉林省图书馆做了一名普通的馆员，已经三年多了。想到学校中文系正处在建设的关键时期，匡亚明的嘴角露出了微笑。
公木，非同小可的人物。他1910年出生，原名张永年，又名张松甫、张松如，河北辛集人。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1988年7月25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而这首原名为《八路军进行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词作者就是公木。
那还是在1939年，时任延安抗大政治部宣传科时事政策教育干事的公木，与小他四岁的郑律成住隔壁。后来成为著名作曲家的郑律成当时是抗大政治部宣传科的音乐指导。由于私下里经常在一起谈话聊天，他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郑律成发现，公木在笔记本上写了不少诗歌，而且写得很有声势和味道，读起来气韵十足，就尝试着给他的诗谱曲。在这一年春暖花开的时候，郑律成提出了一个让公木听后十分兴奋的想法：你作词，我作曲，咱俩联合起来搞个“八路军大合唱”！
公木的诗情再一次被点燃了，他迅速写出了《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骑兵歌》《炮兵歌》。大概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公木把构思中的“八路军大合唱”的所有歌词全部完成。
可正当郑律成一首首谱曲的时候，组织上调他去了鲁艺的音乐系，但他继续着这项令自己心潮澎湃的工作，直至当年10月，曲子全部谱就。很快，“八路军大合唱”的全部歌曲被油印成册，并迅速传遍全军，掀起了前后方高唱军歌的高潮，其中，《八路军进行曲》更是分外流行。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进行曲》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51年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颁发试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将《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改名为《人民解放军军歌》；1953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重新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又将其改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65年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并于1988年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歌。
195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并留校任教的中文系教师刘中树了解公木被打成“右派”后来到吉林省图书馆工作的详细信息。看着对人才如饥似渴的校长匡亚明，刘中树把公木的情况做了详陈。对公木文学素养早有耳闻的匡亚明，立即做出邀请公木到吉林大学中文系做代理主任的决定。
1961年年底，51岁的公木被安排住进了吉林大学号称“十八家”的宿舍楼的二层，并在那里开创了一个属于他、也属于一代吉大人的文学时代。
还是在1961年，眼看着招募的大家、名家越来越多了，一所大学的底气越来越强，本应感到欣慰的匡亚明却要面对一位得力干将被调走去开创另一番事业的不舍。这个人就是时任吉林大学副校长的佟冬。正是他，多年来辅佐匡亚明，把他们能够想到的人才“抢”了个够，让这所北国的大学“吃”了个饱。
2011年，由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著的《吉林省社会科学学术名家传略》中对佟冬有这样一段描述：“在他任东北人民大学主管人事和干部的副校长期间，积极协助匡亚明校长招贤纳士，不拘一格，唯才是举。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历史学家金景芳、经济学家关梦觉、法学家马起、哲学家刘丹岩、文字学家蒋善国、古汉语学家霍玉厚、文学家张松如（公木）等，一时间群贤毕至……”
打开近代东北高等教育的“历史地图”，追寻白山松水间的人文气脉，你也许才会知道，他们开创的事业有多么的重要和可贵。
东北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地图”
清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1908年8月27日），晚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而就在这一年，远在千里之外的吉林，在蜿蜒曲折的松花江边，锣鼓喧天，人们在庆贺一所学校的落成。
1906年12月30日，清廷在吉林省城吉林市设立了吉林法政馆，百名左右学员开始了他们中外法律、中外历史、古今舆地、通商约章、教育等课程的学习。1907年，吉林法政馆又改为吉林法政学堂。1908年，正式更改为吉林法政专门学校，成为吉林省内第一所高等专科学校。千百年来，广袤而肥沃的黑土地上终于有了自己的高等学府。
然而仅仅过了三年多的时间，大清亡覆，民国肇始，吉林法政专门学校停办。在各方努力下，1916年，学校才正式恢复，并于1922年迁至省城的财神庙胡同。
1927年，时任省立女子中学校长的祝瀛洲上书省府，提出创建大学的建议。1929年，时任吉林省政府主席的张作相吸纳了这一意见，安排专人，拨出专款，在吉林市城外一个叫做“八百垄”的地方建立全省最早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吉林大学，并亲任校长。1929年8月2日，学校正式成立了。
吉林有了自己的综合性大学的消息被环绕的松花江水流淌着，欢快地带到白山松水的每一个角落。吉林从此在教育文化的发展规模上与关内省份并驾齐驱，这也是吉林省独立发展高等教育的历史源头。
按照计划，吉林大学“设文学、理学、法学、工学四院和法律专门部，招收文理预科两班，法律、教育、土木各1班，共有学生329人，教职员55人……”（鲍盛华主编《吉林文化简史》，201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22页）
令人扼腕痛惜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陆续侵占东北三省，刚刚起步的吉林大学被迫停办。
1932年3月，日本人在中国的东北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其“首都”设于新京，即今天的吉林省长春市，除旅顺和大连以外的东三省全境，以及蒙东和河北省的承德市、秦皇岛市，成为伪满洲国的“领土”。
1932年5月，伪满国务院颁布命令，要求各学校课程应教授“四书”等书籍，以此尊重礼教，凡是包含党义内容的教科书全部予以废除。5年之后的1937年，确定新的学制，其中高等教育的大学为3到4年。还是在1937年，伪满洲国组建“建国大学创设委员会”，欲建立一所综合性大学，东条英机、星野直树、张景惠、罗振玉等皆为委员会委员，这所学校也成为日后伪满洲国境内最受官方看重的大学。仍然是在1937年，由吉林国立医院附属学校改造而成的“新京医学院”开始招收学生，1938年更名为“新京医科大学”。1939年1月，“国立新京工业大学”以及前身为1934年设立的“伪满司法部法学校”的“国立新京法政大学”同时开始授课。
而在此时，1923年由奉系军阀张作霖创办、张学良曾任校长的东北大学也早已经从沈阳被迫迁出，在北平、开封、西安、四川等地“流浪”。
东北的高等教育迎来了最黑暗的时代，殖民文化侵蚀着这片圣洁的黑土地。
黑暗一直延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东北有一小段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时期。1946年，国民党找到著名学者方永蒸，让他出任在原伪满时期吉林师道大学基础上成立的国立长白师范学院，院址坐落在今天的吉林省永吉县。方永蒸1893年出生于辽宁铁岭，1930年底出国留学，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回国后曾出任北平师范大学及西北师范学院教授兼附属中学校长。然而，方永蒸出任国立长白师范学院院长不久，国民党即开始在东北节节败退。很快，方永蒸带领部分师生南迁至海南岛，后又迁往台湾。
就在国立长白师范学院成立的同一年，国民党将长春伪满时期留下的“建国大学”“新京工业大学”“新京医科大学”“法政大学”等学校合并建立起一所综合性大学，定名为长春大学。由于原来诸伪满时期大学的规模就已经不小，新成立的长春大学校区更为广阔，规模极其宏大，与国内一些著名大学相比，毫不逊色。
1948年，吉林解放后，长白师范学院与长春大学也迎来了新的生命，它们被归入东北师范大学的前身——中共东北大学。
从沈阳来到长春的东北人民大学
1945年，奴役了东北人民14年的日本侵略者终于被赶出了中国，伪满洲国随之瞬间倾覆。就在日本战败的第二年，中共中央认为，为了迅速培养一批党的干部，在东北解放区首府哈尔滨建立一所大学十分必要。当年9月24日，这一命令正式被签署，学校定名为东北行政学院。仅仅过了十天，在1946年的10月5日，学校正式成立了，由东北行政委员会直接领导，院长由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兼任。
出生于1906年的林枫原本就是黑龙江人，抗战胜利前任晋绥军区政委。由于熟悉东北的情况，抗战胜利后，中央安排他自1945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946年1月至7月任中共吉辽省委书记、吉辽军区政委。1946年4月至5月任中共长春市委书记、长春警备司令部政委，8月起任东北各省市联合办事处（10月改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1948年5月，又是一年春草绿。为充实办学力量，扩大办学规模，东北行政委员会将此前接收的私立哈尔滨大学改为公立后，并入东北行政学院，改称东北科学院，并于当年7月6日举行了开学典礼，院长仍由林枫兼任。学校分设理工系、农林系、教育系、行政系和公安系。
就在东北科学院开学后不到两个月，1948年9月12日，历时52天的中国近代史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之一辽沈战役打响。随着同年11月2日战役结束，东北全境得到解放。
就在战役结束的当月，东北科学院奉命迁往沈阳，又改回东北行政学院。也就是说，“东北科学院”这个牌子只存在了六个月。改回原名的学院仍由林枫兼任院长，分设行政、教育、司法3个系，还有一个师范部。经过紧张的筹措，1948年12月，新的东北行政学院在沈阳开学了。
1949年8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关于整顿高等教育的决定》，正式将东北行政学院定位为“培养与训练行政干部的高等行政学校”。1950年3月，东北行政学院再一次更名，确定为东北人民大学。任命原来的副院长王一夫为校长。学校先后设立行政、教育、司法、财政、银行、会计、工厂管理7个系，以及俄文、会计两个专修科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班、地方干部训练班、合作干部训练班和第一期研究班。
此时的林枫已经当选了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任职从1948年一直到1953年。1954年4月，他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1910年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的王一夫对教育并不陌生。1929年，19岁的他虽然还是北平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但已经参与了创办平民夜校工作，从事一些宣传事宜。23岁时，他曾担任抗日同盟军第十六军下一个师的政治部主任。抗战胜利后，党组织派他到东北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副书记。
就在定名为东北人民大学后的第三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了。为安全起见，东北人民政府于9月4日下达疏散命令，王一夫开始组织学校由沈阳迁往长春。仅仅用了12天的时间，所有学生全部搬迁完成。
在长春，王一夫带领着师生们来到有关部门为他们安排的，位于今天解放大路北侧的“满洲炭矿株式会社”大楼以及附近的几处楼舍，并立即复课。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大楼的荣耀
日本投降了，一个崭新的东北站在国人的面前。蒋介石当然知道东北在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地位。这块土地肥沃的平原曾经承载着无数闯关东人美好生活的梦想，成就了一代枭雄张作霖的铁蹄和雄心，甚至让日本人垂涎三尺，并最终以侵略者的角色把这里作为他们走向统驭世界之路的根据地，也让那个希望重整祖宗基业的末代皇帝又延续了十几年帝国幻梦。
蒋介石紧张地部署着。
1945年10月刚过，一支由国民政府外交部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相关工作人员组成的先遣团队，乘飞机从重庆起飞，在北京逗留一夜后，于10月9日抵达长春。为首的人名叫胡世杰，是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的主任秘书。他来长春的目的只有一个，为蒋经国、熊式辉到长春与苏军驻东北全权代表马林诺夫斯基交涉东北交接事宜打前战。10月10日，国民党东北行营机关正式决定到“满洲炭矿株式会社”大楼内办公。从这一天起，一直到转过年，即1946年的春天，国民党东北行营机关一直没有离开此楼。
来到长春的蒋经国住在离这座楼并不太远的今康平街与新华路交汇处的一座院落，被人称为“琉璃瓦”居所，大概就在今天长春市御花园的北面不远。此时蒋经国的任职是“东北行营外交特派员”。
彼时迈步走进“满洲炭矿株式会社”大楼办公的蒋经国不知做何感想。大楼地上四层，地下一层，局部五层，长120余米，高近25米，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内设一部电梯。整栋楼造型简洁，开窗较小。这座占地近1.5万平方米的建筑，1938年6月29日动工，1939年12月22日竣工，工程造价180万元伪币。大楼建成后，试图对东北煤炭业实施控制的“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正式入驻，开始了新一轮对中国东北地下资源的攫取。
不久，蒋经国就离开了长春，带着他对时局的忧虑，对东北的担心，或许也有对未来的惆怅。
四年之后，王一夫带着东北人民大学的一群师生来到了解放后的长春。1950年9月中旬，“满洲炭矿株式会社”大楼正式成为东北行政学院的新校址，从此，象牙塔里的书香气息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成为这座大楼的新生，也是荣耀。
与校领导班子商议后，王一夫把这座大楼作为学校的综合大楼使用，校部机关、总务后勤办公室在里面办公，中文、历史、俄文、图书馆等专业系也在里面工作。后来，随着学校规模的不断扩大，学校文科楼和理化楼的建成，“满洲炭矿株式会社”大楼逐渐演变为以图书馆为主的专用大楼。
西侧为学校主楼——理化楼，北面则是花香四溢的牡丹园。如今，已经被列为“长春市文物保护单位”、划归吉林大学附属高中的这座大楼，仍然与马路对面的交通大厦相望，屹立在长春解放大路的旁边，仍然伴着朗朗书声，看着一代又一代人成长。
吕振羽：史学大咖的治校之策
来到长春的王一夫知道，按照中共中央的设想，东北人民大学给共产党培养干部的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对于一个刚刚成立的国家来说，各方面、各领域的知识分子，都是急需的人才。为此，王一夫紧张地筹备着。1951年3月，随着各方面师资力量的逐渐到位，学校增设贸易系、合作系、经济系。同时，把财政系与银行系合并为财政信贷系，会计系改为会计统计系，俄文专修科改为俄文系。
1951年8月29日，一个校领导调换的消息振动着全校师生，校长王一夫调任中央内务部副部长。一位史学大咖继任校长。
这位史学大咖带着对这所学校的浓浓的爱，开始了他四年的履职！
即便是在29年之后的1980年7月17日他去世的那一刻，他仍然念念不忘这所投入了他全部心血的大学。他逝世后不久，他的夫人江明及其子女就按照他生前的遗愿，在这所大学捐款设立奖学金，并把个人多年购买和收藏的2.5万册珍贵图书，连同在北京的一套四合院住宅，全部无偿捐赠给了学校。
他就是1900年出生于湖南武冈一户农家的吕振羽，学校里的学生都知道，他设立的奖学金叫“吕振羽奖学金”。
1926年夏毕业于湖南大学电机工程专业的吕振羽，挥洒着青春的热情，参加了北伐战争。后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北平《村治》月刊任编辑。在此期间，他开始系统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度研究经济学和哲学，努力结合中国的实际，探索中外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不久，他就到民国大学任教，后又在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复旦大学讲教授历史，上世纪30年代初被评为教授。
在中国大学任教授期间，他主讲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学、计划经济、中国社会史、社会科学概论、中国政治思想史，被人们称为“红色教授”。（邴正主编：《吉林省社会科学学术名家传略》，2011年，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第169页）
1934年6月到1937年6月，吕振羽的学术研究进入“井喷”期。系统地论证殷以前为中国史的原始公社制阶段、提出殷代是奴隶制阶段、西周是初期封建制阶段的论断、论定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提出殷代奴隶制社会的生产工具是青铜器、确认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于明末和鸦片战争之前……随着一个又一个开疆破土性质的史学论断的推出，他还相继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等专著。他的这些观点，很快被当时的新史学阵营所接受。吕振羽一时名声大振。
后来，吕振羽又写成《中国民族简史》及《简明中国通史》等专著。1949年，历史学家齐思和在载于《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第2期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中说：“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最努力的是吕振羽先生。吕氏自民国二十年来到现在共著成了关于中国社会史六七种著作。他用了唯物辩证法，将中国社会史分期来研究。”
1937年秋，前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吕振羽赴湖南，负责当地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工作。在此期间，吕振羽筹建了塘田战时讲学院，并主持讲学院的工作，还亲自走上讲台，给学员们讲授《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39年他又奉党中央的召唤赴重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抗日统一战线、理论宣传及历史研究工作。皖南事变爆发后，他到位于新四军根据地的华中局党校，给党校学员讲授《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史》以及《中国哲学史》等课程。1942年，他来到延安，先后给刘少奇任政治和学习秘书，并入职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1945年抗战胜利赴东北工作。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大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旅大地区党委大学部党委书记、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来到东北人民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的吕振羽发现，学校正处在关键的结点上：革命年代，学校的职责是给战场输送革命干部，带有一定的培训性质，而如今，新中国已经建立，国家进入各方面、各领域的新的建设时期，学校应该向正规化大学转变。可是，显然，学校的各方面基础还十分薄弱。
8月底9月初是长春从暑热走向秋凉的时候，由于地处北国，夏天长春没有南方热得那么猛烈，但动一动，一样挥汗如雨。如今，秋凉已至，让人感受到了全身心的舒适。然而，吕振羽却在不间地忙碌中汗水直流，他迅速地确定了五件大事。
办好一所大学要有正确的理念，这个理念慢慢会成为大学坚守的灵魂。吕振羽告诉他的助手们，“提高教育质量的中心环节在于提高师资水平”，并且多次强调“理论与实际一致”是我们“教育的基本方针”。他提醒全校的教师，“高等学校的教师要树立为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而奋斗的人生观”，在教学工作的方法上要“发挥分工合作的集体主义作用”。他倡导“知识是无穷无尽的，要补足我们知识有限的缺点，就只有走群众路线”，他提倡集体主义，但不否认个人的作用，他说：“科学知识必须通过具体个人去研究和掌握，所以在集体主义的基础上，个人的钻研仍是起决定作用的一面”。（刘中树：《我所知道的吕振羽、匡亚明和公木》）这就给学校未来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思想基础。为体现这一办学理念，在吕振羽的带领下，学校选拔了一批青年教师送到有关院校深造，攻读研究生，以此提高教育队伍的学术水平。
第二件大事是给大学的发展制定一个“纲领”。此时的东北人民大学还只限于培养财经政法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怎样适应大规模开展的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学校的性质、任务、培养目标都是什么？学校的机构设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如何明确？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必备的要件，在当时却是一张白纸。为此，吕振羽亲自主持，制定《东北人民大学章程》。在他来到学校工作只一个多月，1951年10月15日，经校务委员会通过，《东北人民大学章程》由吕振羽签署发布实施。
第三件大事则是成立马列主义夜大，系统提高全校干部队伍的理论水平，吕振羽亲任夜大校长，亲自登台讲课。
第四件大事是实施科学有效的教育管理。吕振羽提出在“民主集中基础上的大家办学”。党委集中领导必须坚持，各职能部门作用必须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代表必须参与进来管理。他创新推出责任制分级管理：即把责任制分成“个人专责制”、“逐级责任制”和“相互保证的联系责任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校各部门紧紧围绕着教学工作，各负其责，工作井然有序，出现了一片新气象。”（刘中树：《我所知道的吕振羽、匡亚明和公木》）
第五件大事是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在新中国教育史上率先提出“知、德、健、美齐备”全面发展人才观，是吕振羽对于东北人民大学，甚至国内其他大学的一个巨大贡献。“知”是指具备高水平的文化，掌握丰富的科学知识；“德”是说正确的人生观；“健”是要有强健的体魄；“美”则是生活和工作的审美情调。
1952年，一个提升大学质量和品质的机会扑面而来，这让吕振羽激动和兴奋。这一年，在全中国范围内实施高等教育的院系大调整。按照统一部署，东北人民大学要建成一所以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及中、高等学校师资为目标的文理兼备的综合大学。这一目标与此前吕振羽所思考和确定的方向是一致的。52岁的吕振羽迸发出生命中极大的热情，全情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这热情是对一所大学的向往，是对一个国家的希望。
专业调整了，学校新设数、理、化三个系，文科则调整为中文、历史、经济、法律、俄文五个系；课程重设了，教学计划重新制定；教学设备增加了，一大批图书和新仪器购置入校；规模扩大了，1954年，本科生由1952年的930人增加到2386人，教职工由100多人增加到372人。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东北人民大学成为东北地区最有影响的文理学科兼备的新型综合大学。
先生开始闪耀东北
更令人额手相庆的是，在吕振羽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下，在中央高教部的大力支持下，全国院系调整过程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大、辅仁大学等高校一批学术界的璀璨明星来到了这个建校只有几年的东北高等学府，为这片黑土地奉献他们的学术人生。
公元1952年10月，这是应该被所有东北人铭记的时刻，更是应该被后来的吉林大学人铭记的时刻。
王湘浩的数学梦
且看，中国计算机的开拓者之一、中国人工智能的奠基人，时年37岁的王湘浩来了！
受到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的叔父的影响，王湘浩在1931年考入北洋工学院附属高中。由于高中需要学机构制图，喜欢数学的王湘浩有点应付不来。于是，他在1933年高中毕业时放弃了直接从附属高中升入北洋工学院本科的机会，考取了北京大学算学系。
这一下，王湘浩如鱼得水，其学习成绩更是牛气冲天。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得到了每年240元的最高奖学金，让师生们赞叹不已。1937年日本侵战北京，王湘浩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临时大学南下，并于1938年春来到云南昆明，在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学校内任助教。不久，他又考取研究生，研读拓扑学，并于1941年毕业，成为西南联大讲师。抗战胜利后，1946年夏天，王湘浩远赴重洋，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深造，相继取得该校的硕士、博士学位。
1949年6月，王湘浩学成归国，当年8月被北京大学聘为副教授，并于1950年晋升为教授。1952年，他服从全国院系调整安排，在金秋十月，看着沿途的大豆高粱，来到东北的腹地——长春。
吕振羽二话不说，立即对王湘浩委以重任，安排他负责建立完整的数学系，并担任该系主任。王湘浩把多年积累的学问与思考全部用到了数学系的创建上，他富有远见地为数学系规划了微分方程、计算数学、计算机科学三个重要的方向，并在教学与人才建设上下大功夫，扶植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使该校数学系在全国高校的地位日渐提高。
正是王湘浩的努力，1976年，学校正式成立计算机系，这也成为国内最早的几个计算机系之一，王湘浩任系主任。仅仅十年左右时间，王湘浩就带领广大师生把计算机系的软件专业建成国内第一批被批准的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专业。
兼容并蓄、博大包容、人尽其才是王湘浩创建数学系和计算机系时的重要的成功因素，没有任何私心的他把学校的这两个学科的建设发挥到了极致。1976年，王湘浩也成为了学校的副校长。
余瑞璜的报国情
且看，著名物理学家、国际一流的结晶学家、中国金属物理的奠基人，时年46岁的余瑞璜来了！
清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十，公元1906年4月3日，余瑞璜在江西省宜黄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出生。不幸的是，父亲在不久病逝。母亲担起了家庭生活的一切。四五岁时，读书断字的母亲教他背诵古诗词，以致长大成人之后的余瑞璜除了自己从事的专业以外，格外喜欢唐诗宋词，会常常高声唱颂岳飞《满江红》等词牌。
1925年，余瑞璜考入国立东南大学物理系。1930年被清华大学聘为物理系助教，并从这一年的年初开始，在吴有训的指导下，开始了X射线物理学的研究。两年之后，他的第一篇科学论文《关于氩的X光的吸收和散射简报》发表，其成果后来被国际著名专家A．H．康普顿（Compton）在《X光的理论与实验》一书中引用，其结论是：X光的散射系数不同于经典散射系数。
1934年，想在物理学领域继续深挖的余瑞璜考取公费英国留学。由于时值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余瑞璜改学X光晶体学，期待自己的研究能够为国家的独立做一点贡献。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他有幸得到了诺贝尔奖获得者、X光结构分析的创始人W．L．布喇格（Bragg）的指导。
1938年9月，余瑞璜放弃了到英国皇家研究所工作的机会，响应国内的召唤，带着家眷回到正受到战乱困扰的祖国。正是在回国的漫长的航海旅途中，他一生中对科学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的“X光结构分析新综合法的思想原型”，完成了科学构思。
到达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已经是1939年1月。在夫人李宝环为周边妇女接生赚得一些收入补贴家用的艰难困境中，余瑞璜开始了创建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的工作。本来，他在英国等地购买了一些实验仪器，可是，当时纷乱的国内环境使这些仪器在运输过程中全部损失了。现在，只有余瑞璜一个人，其他都是零。在什么地方做研究？城内几乎天天都有日军飞机的轰炸，余瑞璜找到昆明郊区一个叫做大普吉屯的地方，在那里，有一间闲置的小平房；没有高压变压器，他托关系找人借了一台；没有石英管和真空抽气机，他自己动手一点一点地做……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余瑞璜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下，建起了X光实验室，做成了中国第一个连续抽空X光管。半年后，他晋升为教授。
不久，余瑞璜的《从X光衍射相对强度测定绝对强度》文章在《自然》上发表，国际学术界为之振动。后来人们普遍认为，余瑞璜的这篇文章开辟了强度统计学的整个科学领域。再后来，由于贡献卓越，他的名字被载入纪念“X光衍射五十年”的物理学史册，他也是唯一被载入该史册的中国人。
1948年8月，他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讲学，并在美国著名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加州理工学院教授L．鲍林（Pauling）的实验室开始了一段短暂的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余瑞璜回到中国。后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在清华大学任教。
1952年，当余瑞璜听说国家要在东北建立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并希望他能去该校创建物理系时，他欣然前往。从此，清华园成为他人生的记忆。
初创一个系，教学、科研所必备的资料是至关重要的，而此时的学校在这方面却是“一穷二白”，什么也没有。为了收集这些资料，余瑞璜四处奔走，收集了大量物理学方面的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比较系统的学术刊物。怕大家把握不好，他还亲自跟着采购小组处出，购买了大量建设相关实验室需要的基本设备和一批精密仪器。教学怎么搞才会少走弯路？他不但亲自上课，还一个接一个地听教师试讲，推动青年教师有步骤、有计划外出参加进修。此时的国家，由于发展冶金工业的需要，应该培养自己的从事冶金和金属科学基础研究的专门人才，为此，在国家的支持下，余瑞璜又亲自参加创建我国第一个金属物理专业。
1956年，余瑞璜在国家“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会议上，一口气提出了三个科学项目的发展建议，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这三个科学项目就是：发展半导体、电子学及钛与其他轻金属的合金。
令余瑞璜感到庆幸的是，随全国院系调整与他一起来到长春的还有中国高能物理的开拓者之一霍秉权、中国合金相图研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郑建宣、中国核物理的开拓者之一朱光亚（“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理论物理的发展者之一吴式枢等人，正是在这样一批大师级人物的共同努力下，仅仅用了五年左右的时间，到1957年，学校的物理系已经在国内颇有声望，开始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蔡镏生的“礼物”
且看，物理化学家和教育家、中国催化动力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光化学研究的先驱者，时年50岁的蔡镏生来了！
“镏”字在中国汉字中的解释是：一种镀金方法，把溶解在水银里的金子涂在器物表面做装饰，所镏的金层经久不退。把这个字用在名字当中，是希望人生能够有声有色，不失光华。而这一位大师级人物的名字中所带的“镏”字却与他终生追求的事业不谋而合。
1902年9月18日，蔡镏生在福建泉州一个贫寒家庭出生。从小就喜爱化学的他18岁时就读燕京大学化学系。1929年，他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系攻读光化学与化学反应动力学。从此，一个起早贪黑的中国青年的身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1932年，他以《“氰基紫外光聚合”和“气体通过熔融石英的扩散速度”》为题，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后，蔡镏生在燕京大学化学系任教。短短几年，他在中国当时的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研究论文，蔡镏生的名字引起了国内外更多学者的关注。
1948年春，由于学问做得好，蔡镏生应邀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做访问学者。1949年，美国圣路易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向他伸出橄榄枝，希望能够聘请他担任该校教授。而恰在此时，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从祖国大陆发来的一封电报被送到蔡镏生的手上，那是祖国在召唤他。这是重大的人生抉择，蔡镏生没有犹豫，决定回国去，从而能够培养中国自己的大学生。接到电报仅一周，蔡镏生便启程回国。燕京大学安排他做化学系主任。
1952年的一天，教育部的一位领导找到了蔡镏生，告诉他全国高等院系要进行一次大调整，为了充实东北的科研力量，要在燕京大学抽调一名知名的教授，问他能不能去。蔡镏生听了，二话不说，欣然接受。
10月，是起行奔赴东北的日子，蔡镏生与夫人一起，打点行囊，大包小裹，着实不少。可是行李中几乎找不到几件私人的物品，更没有一件他正在使用的比较高级的家居用品，甚至他最喜爱的字画也没带一张。行李中包裹的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微量天平、油扩散泵、光接收器、玻璃仪器以及贵重的化学药品，当然，还有一大批他认为十分重要的图书资料。那是他们给一所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大学带来的“礼物”。
来自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金陵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的7名中青年教师和11名应届大学毕业生，是出任学校化学系主任的蔡镏生来到长春创建东北人民大学化学系的全部人才家当。基础课是重点，他让学术水平高和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在基础课方面进行示范性教学，从而形成教学的梯队化。科研方向是引领，在他的指导和组织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高分子化学和物理化学等学科都很快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科研方向。没有实验台，蔡镏生就带着师生自己搭，没有实验仪器，就自己做。他大包小裹运来的国外的仪器设备和化学药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后来，该校化学系逐渐成为中国有名的催化动力学研究中心之一，从化学系还派生出理论化学研究所、分子生物学系和环境科学系等。由于他的卓越成就，1957年，蔡镏生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
正是蔡镏生的出现，让学校的化学系迅速跻身于中国先进行列，并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具有了一定的研究能力之后，蔡镏生集中部署人力开始建立质谱分析技术、色谱分析技术和闪光光解技术等现代物理实验方法。让国人感到自豪的是，1964年，闪光光解装置已经能用来研究微秒级的化学过程，填补了此类科学研究的国内空白。
唐敖庆的痴心
就在蔡镏生来到东北人民大学担任化学系主任的同时，另一个重量级人物也加盟进来，他的到来使学校的化学系的影响力持续得更加久远。他就是中国理论化学奠基人、中国量子化学奠基人、被誉为“中国量子化学之父”的唐敖庆。1952年，他与蔡镏生同时来到东北，那一年他才37岁。
1915年11月18日，唐敖庆降生在江苏宜兴。16岁那年，他考入无锡师范学校学习，原因是他家境贫寒，无锡师范学校是一所免去所有费用的学校。正是在无锡师范学校期间，他看到了《大公报》上报道的一则化学家、中国化学学科奠基人曾昭抡的故事：曾昭抡研究化学着了迷，天天想着、念着的都是化学，有一天，路人发现，曾昭抡对着一个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凑近一听，原来他在与电线杆子谈论自己的化学新发现。
取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博士学位的曾昭抡非是旁人，乃是曾国藩胞弟曾国潢的曾孙，为中国化学事业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36年，唐敖庆参加大学招生考试，以极为突出的成绩同时被三所著名的高校录取。他选择了北京大学化学系，因为他仰慕的曾昭抡在这里任教。
可他在学校只过了一年稳定学习的时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了。唐敖庆随校南迁昆明，在西南联大继续学习。当年，从湖南长沙起行到云南昆明的徒步行进的队伍中，就有唐敖庆的身影。那时候，他们自称“湘黔滇旅行团”，由290名学生和11名教师组成，历时68天的风餐露宿，行程1600多公里，实际步行1300公里左右。虽然一路走来异常艰苦，但唐敖庆却感到了充实和庆幸，因为有他的老师曾昭抡同行。“据当时就读于北大化学系，随旅行团赴滇的学生唐敖庆回忆：‘每天早晨，当我们披着星光走了二三十里路时，天才放亮。这时远远就看见曾照抡教授已经坐在路边的公里标记石碑上写日记了。等我们赶上来后，他又和我们一起赶路。曾先生每天如此。看来，他至少比我们早起一两个小时。’”（岳南：《南渡北归》，2015年，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第169页）
大学毕业后，因为唐敖庆的学习成绩一直遥遥领先，被北大留校任教。在此期间，他对量子力学以及微观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6年，他被选中随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数学家华罗庚和化学家曾昭抡，远赴美国考察原子能研究，以期将来在中国发展这门技术。同行的还有李政道和朱光亚。后来，唐敖庆被推荐攻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博士。1950年，唐敖庆谢绝导师的挽留，学成回国，并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教授。
1952年，听到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消息，唐敖庆主动找到相关领导，提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援东北的高等教育事业。在长春，他与无机化学家关实之、有机化学家陶慰孙通力合作，辅助蔡镏生创建了化学系，开创了未来的辉煌。无机化学、物理化学、物质结构、热力学、动力学、统计力学等十几门课程都由他主讲，有时一周的课时达到16个小时，由于长时间用眼，这时的唐敖庆近视高达2000度。不带讲义，没有讲稿，学生们却听得如醉如痴，因为所有的内容都在他的大脑中，记忆里。
1963年初夏的一个晚上，化学系青年教师孙家钟和江元生等8个人接到唐敖庆的邀请，来到他所住的灰色小楼。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一个后来闻名国内的科学研究集体诞生了。这就是教育部委托唐敖庆在长春创办的“物质结构讨论班”。他们瞄准创建于四十年前但并无进展的“配位场理论”进行刻苦攻关，并最终成功，奠定了唐敖庆“中国量子化学之父”的学术地位。而那天晚上来到他家里的8位青年才俊，也成为他为后人敬仰的“八大弟子”，其成就让中国化学领域的天空华彩绽放，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鄢国森，曾任四川大学校长，邓从豪，曾任山东大学校长，江元生，1991年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有人专门统计过，在1963年的“唐门八大弟子”中，出了五个院士，两个大学校长。
而唐敖庆本人，也在1956年3月任副校长，1978年任校长。
即便做了校长，成了学校甚至国内化学领域“定海神针”式的人物，唐敖庆仍如从前，衣着简朴，常年一身中山装或中式便装。为人和善，没有大学校长的架子，从不用专车。他曾给自己的科研合作者和学生写了104封亲笔信，总长达到600多页，无论内容长短，字迹一律工工整整。
群星吐露芳华
与王湘浩、余瑞璜、蔡镏生、唐敖庆、吴式枢、朱光亚、霍秉权、郑建宣等人同期来到长春的，还有日后成为中国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的江泽坚，中国数学方法论研究的倡导者、我国著名数学家徐利治，中国无机化学的奠基人之一关实之，中国生物化学的开拓者之一陶慰孙，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流派“新潮派”小说代表之一、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和文学家杨振声，等等。
在上个世纪，人人都说“学遍数、理、化，走遍全天下”，从数学、物理、化学三系入手，把国内顶尖级别的专家学者汇聚于此，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对这个区域的厚望，也让东北的学子们看到了“走遍全天下”的希望。罗继祖后来在一篇名为《余瑞璜教授佚事琐记》的文章中说：“……余与数、化两系教授皆为教育部指派来增强东北高校力量之学者，所以数、理、化三系蔚然为吉大各系之冠。每逢校中开大会，我亦得列席，望之正如三山神人，不可企及。”东北人民大学一时间人才济济，无论学术水平还是教学能力，皆气象万千，学校的发展势头，如日中天。
“数、理、化”三系创建的当年，东北人民大学的文科也有了新的发展生机，在原有基础上，调整为中文、历史、法律、经济和俄文五个系。1953年9月，学校首次正式招收研究生16人，其中物理、化学系各5人，学制3年；文科6人，学制2年。1955年5月，吕振羽、王湘浩、余瑞璜、唐敖庆四位教授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注：学部委员即今天之院士），一年一校四个学部委员，令同行侧目。
成绩斐然的吕振羽受到了全校师生的衷心爱戴，受到了社会各界和上级领导机关的肯定。1955年，国家有关部门调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吕振羽的继任者就是匡亚明。这位我国著名教育家如此评价他的前任：“我很崇敬吕振羽同志，他是真正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真正的学者走进书斋就是学问家，走出书斋就是革命家，吕振羽同志就是这样真正的学者，他的治学和革命实践是紧紧相连的。”“我和吕振羽有两个志同道合：一是办学方针志同道合。我是他的后继人，我到吉林大学时四十九岁。他对我说：‘搞好高校建设，重要在于团结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充分尊重知识分子。’二是我对于他的西周封建说很感兴趣。这不只是因为吕振羽同志首创了这一学说观点，还由于这一学识论断对于我个人的孔子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刘中树：《我所知道的吕振羽、匡亚明和公木》）
1958年8月11日，是匡亚明领导下的东北人民大学的一个重要日子，这一天，学校正式更名为吉林大学，郭沫若为学校题写了校名。
这是又一个新的开始。
匡亚明的“心头肉”
将东北人民大学改为吉林大学，其实全校的师生是有些意见的。
东北人民大学是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炮火声中诞生的大学，血统纯正。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壮大，东北人民大学已经显露出不同寻常的气度。可现在，中央却决定把学校划归吉林省，实施属地管理，同时更名为吉林大学。这多少让人感到了某些失落。
但匡亚明不这么看，他对师生们说，长春还有个朝阳区，就算把我们的学校划归到朝阳区，我们也要将吉林大学建设得像莫斯科大学那样！
说这句话，再一次证明了一个教育家的理想和抱负。早在匡亚明刚刚接掌学校的时候，他就在全校的第一次大会上提出，我们要“办一个像样的大学”。1956年11月，他随中国高等教育赴苏访问团到当时的苏联考察，莫斯科大学的校园建设、教学设施、师资力量以及其开放性、国际化震撼了匡亚明，赶超莫斯科大学成为他的一个梦想。为此，匡亚明不仅“三顾茅庐”把于省吾等大师级人物请来，还聘请苏联物理学专家莫罗佐夫任校长顾问，请化学专家费立波夫到吉大工作。（佟有才：《匡亚明创建研究型大学的思想探源》）
1959年9月6日，吉林省长春市天高云淡，秋高气爽。在吉林大学的一间礼堂里，1959－1960学年开学典礼正在举行。坐在主席台上的匡亚明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学校要树立一种什么样的校风问题。一位日后也成为了吉林大学校长的青年教师全程听了匡亚明的论述，并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当时我们听了这个讲话，既感到新鲜、明了，又受到鼓舞，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和努力的目标。”这位青年教师名叫刘中树，当年24岁。（刘中树：《我所知道的吕振羽、匡亚明和公木》）
匡亚明提出的让大家“感到新鲜，更受到鼓舞”的校风概括起来是“五种空气”：高度的政治空气、高度的学术空气、高度的生产劳动空气、高度的社会主义团结与文明空气、高度的文娱体育空气。坦率地讲，在60年之后的今天，匡亚明所提出的努力方向仍然适用于中国当代大学的建设和发展。
“高度的学术空气”是匡亚明治校生涯中可圈可点，被后人反复崇敬的。就在匡亚明刚来吉林大学不久，著名历史学家金景芳正在撰写一篇对《周易》进行历史和哲学分析的文章，名为《易论》。但由于文章提出《周易》中蕴含着辩证法和“西周封建说”，一些专家表示异议，认为不宜将文章发表。匡亚明知道了，立即表达自己的态度：学术研究就要百家争鸣，文章完全可以发表。“要养成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强调摆事实、说道理，强调和风细雨，坚决反对粗暴和简单化的做法”。（匡亚明：《匡亚明教育文选》）为了提升广大师生的眼界，匡亚明遍揽名师来吉大讲学。冯友兰、朱光潜、钟泰等学术大师均在这一时期来到长春，在东北干脆清朗的空气中播洒自己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成果。
前文已经叙述，1956年26岁的高清海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有人告状，认为这样做不正确。匡亚明为此专门给教育部部长写信说明情况，并坚持这一做法。为什么如此？因为建设像样的大学，教师队伍是匡亚明的“心头肉”。他深知，标志一所大学水平的，是教授的数量和水平。“我们的大学就像一朵美丽的牡丹花。……当然直接开花的那个枝子是特别重要的，没有那个枝子就没有花。学校直接产生成果、培养人才的是教师队伍，其他几个队伍都是围绕教师队伍的。没有教师队伍，这个学校就不要办了。五个队伍都重要，最重要的是开花的那个枝。”（匡亚明：《匡亚明教育文选》）
“要保证他们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教学、科研和进修等工作”。1962年，吉林大学《关于重点培养提高教师工作的决定》出台，先后分两批共确定78位重点培养提高的骨干教师，目标是在10年左右时间内，让他们达到当时国内学术造诣较深厚的教授水平。在此过程中，尽量减轻他们参加社会活动和劳动方面过重的负担，让他们有六分之五的时间集中精力钻研业务，快速成长。
几乎与此同时，中文系的刘中树和历史系的朝鲜族女教师张贞淑两位年轻的助教，出现在学校的很多重要会议上，参与学校方针大计的讨论。他们是以文科青年教师的代表身份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的。而这是匡亚明让青年教师迅速成长的又一个举措。
在匡亚明主政吉林大学的时代，还没有哪个大学与科研机构深度合作。敏锐的匡亚明认为，既然是综合大学，就要更加强调理论科学的研究，因而必须要和科学研究机关保持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和合作。恰在此时，中国科学院在长春筹建分院，匡亚明立即找到中科院的有关负责人研究合作事宜。最终，吉林大学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共同筹建了物理结构与特殊材料性能研究室、高分子研究室、化学动力学与催化剂研究室、半导体材料及其应用研究室、计算数学研究室、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室等六个研究室。学校大量的数理化方面教师兼任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很多正副教授成为研究室的学术带头人。
令人感叹的是，匡亚明在此过程中曾提出，用12年左右时间，建设100个左右实验室，研究人员达到2000人。不知道，这一宏伟的计划如果真的成功，吉林大学又将在全国是个什么样的地位。
吉大人都知道，1956年至1960年，匡亚明带领师生们建造了学校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栋大楼——理化楼，可有人也许不知道，那是参照莫斯科大学主楼建设的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理化楼；吉大人都知道，正是在匡亚明期间，吉林大学的地盘迅速扩张，周边的体育馆、服务楼、礼堂等用地，都被他超前的眼光收入囊中，可有人也许不知道，他带领大学建设完成的后面有一大块地方叫做牡丹园的美丽校园，是他专门邀请专家参照哥伦比亚大学校园设计的。
1960年10月22日，一个令所有吉大师生激动不已的消息传来：经中央书记处通过，正式公布批准吉林大学为全国重点综合大学！想一想，这所学校离1946年建校才不过15年，建设综合大学的起步只有8年！想一想，当年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然后开始全国性的大灾荒，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正式被国家认可为全国一流的综合大学，需要做多少扎扎实实的工作，何其不易！
吕振羽，匡亚明，他们在一所大学的历史上所篆刻的光辉，将永不磨灭。（选自《先生向北》第四章：大学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