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泓，1951年8月生，江苏镇江人1982年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山东大学兼职特聘教授，国家文物局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重点科研基地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兼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考古学科规划评审专家。曾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现为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朱泓教授长期致力于体质人类学、古人种学、古病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在《考古》《文物》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近200篇，出版《中国古代居民的体质人类学研究》等专著3部，先后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特殊学科点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文物局专题项目等10余项。1997年获教育部“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称号，2000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2年获“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先进工作者”称号，2009年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2011年被吉林省委、省政府授予“吉林省资深高级专家”称号，2016年获“吉林大学杰出学科建设奖”。

受《南方文物》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旭对朱泓教授进行专访。

记者：朱先生您好，根据我了解，您的父母都在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院工作，而您早年在吉林省卫校学习口腔专业，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那么，1978年恢复高考后，是什么原因让您放弃了已有的工作，参加了高考？而您又为何报考了吉林大学的考古专业？

朱泓：像大多数50后一样，为响应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走“上山下乡”道路，1968年，我终止了学业，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段经历使得我们这代人对继续求学的渴望非常强烈。1971年，我返城后在长春市运输公司做装卸工，又赶上毛主席发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面向工农兵招收学员，出生在医学家庭的我便报名了吉林省医院卫生学校，踏上了学医之路。恢复高考后，其实我本该报考医科大学继续深造，但医学专业的招生简章里明确规定要参加数理化考试，而我在初中二年级以后就再也没有学过数理化，所以为了能够顺利考上大学，我选择报考文科专业，而报考吉林大学这样的重点高校是我梦寐以求的。在众多文科专业中，我对于跟历史相关的学科比较感兴趣，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历史方面的书。当时吉林大学历史系设有历史学和考古学两个专业，那时候我对考古学一无所知，只是觉得裴文中和贾兰坡两位先生研究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应该属于考古学的范畴。由于当时我从卫校毕业后留校教授人体解剖学与生理学近4年，对于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也有一定的掌握，我相信这些医学知识储备对于研究古代人骨还是非常有利的，基于此，1978年，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我选择报考了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

记者：从1982年留校至今，您在吉林大学任教近40年，请问是什么原因让您在本科毕业后再一次走上讲台呢？

朱泓：从我的经历来看，恐怕是注定要当一辈子的老师。因为在农村插队时，我就曾被选拔到当地公社的小学和中学做代课教师，而这段经历，对于后来的我从事教育工作有着非常大的帮助。1979年，我读大二时，吉林大学76级的师兄师姐们要去实习，发掘墓葬。由于当时的考古教研室还没有开设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课程，因此，时任教研室副主任的林沄先生找到了我，说我的档案里写到具有医学教育背景，还教授过解剖学，因此他想让我为师兄师姐们讲一讲解剖学的课程，使他们在发掘墓葬时能派上用场。我询问他需要讲哪方面的知识？林先生说，就讲一讲如何从骨骼判断性别和年龄吧。这恰巧是我在卫校当老师时讲过的知识点，我便很爽快地答应了。按照林先生的要求，我认真地准备了两个小时的课程，为76级的师兄师姐们讲了一次如何利用骨骼判断性别与年龄，林先生全程坐在教室后面旁听。下课后，他对我肯定地说，你是一个真正的老师。而这堂课后，77级的师兄师姐、我们班78级的同学也分别要求我为他们再讲一遍，反响强烈。

为考古系的同学们上课后不久，当时考古教研室主任张忠培先生就把我叫到他家里聊天，问我毕业后愿不愿意留校当老师？大学老师在我心中是十分光荣的职业，更何况是有机会成为吉林大学的老师，因此，我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于是在大二下半学期，张先生就为我开始规划了毕业留校任教。现在看来，我从小学教起，又分别教了中学、中专，而吉林大学毕业后留校教授本科、指导硕博研究生、也辅导过博士后，我曾和别人开玩笑说，在中国的教育序列中，除了幼儿园，其他阶段我都教过了，注定要当一辈子的老师。

2002年朱泓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博物馆带学生调研参观

（左起第6位：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周慧教授；左起第7位：时任鄂尔多斯博物馆馆长王志浩；左起第9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魏坚教授）

人类骨骼考古学

记者：众所周知，吉林大学是我国体质人类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学术重镇，您作为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学科创建者，能否谈一谈具体的创建过程？

朱泓：1983年，我刚留校任教不久，张忠培先生就派我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委托四川大学主办的全国考古专业体质人类学培训班，由著名的人类学家、复旦大学的邵象清教授授课，为期3个月。当时共有来自全国各高校及考古所的20多名学员参加培训，这是我第一次接受体质人类学的系统培训，内容包括体质人类学的理论基础、人体测量学的方法及测量仪器的使用等。这次学习结束后不久，张忠培先生又为我争取到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修的机会，师从潘其风先生继续学习体质人类学。在社科院考古所学习的我作为潘先生的科研助手，跟着做了很多研究，两年的学习实践夯实了我的研究基础。

1983年朱泓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参加体质人类学进修班合影

1985年，我从社科院考古所结束培训后，已经完全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于是，我向张忠培和林沄两位先生汇报后，决定开始组建体质人类学学科，并在考古教研室及学校的支持下购买了一套测量仪器，建立了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实验室。1986年，我开始为84级本科生系统讲授体质人类学，当时上课的讲义是我自己编写的，这为后来编写《体质人类学》这本教材奠定了基础；而当时可供研究的人骨标本并不多，都是我到吉林大学考古实习工地现场做了鉴定，然后打好包装运回学校的。如今30多年过去了，在历届校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如今的体质人类学已成为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的特色课程；古代人骨标本从初创时的500例增加到如今的近20000例，成为目前我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古人骨标本库。我们的体质人类学实验室不论是仪器设备，还是实验条件均已跻身国际前列。

2018年朱泓在成都参加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与潘其风先生合影

记者：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理论的创新，对于出土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已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该研究领域的先驱者，可否请您谈一谈您对该学科发展的贡献？

朱泓：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实验室建立以来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绩与突破。首先，这与吉林大学历史系和后来成立的考古学系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张忠培、林沄和魏存成三位先生任系主任期间都非常支持体质人类学方向的研究。同时，也少不了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积极推动体质人类学实验室承担各类项目，不断推进学科发展与完善。如果要总结我个人的贡献，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谈我为发展这一学科所作出的努力：

第一，注重理论创新。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我注重吸收国外人类学研究的新理论与新方法，牢牢把握国际学术前沿和热点，同时，根据我国自身学科特点，将人种学研究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有机结合，在古人种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对于我国北方和东北亚地区的匈奴、东胡、鲜卑、契丹、蒙古等古代人群的人种学研究，以及我在中国古人种学研究理论构架与方法论方面上的独到见解，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我也特别注重中国古今人群种系源流方面的探索，旨在全面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和动力，对提升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认同，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第二，注重课程建设。我先后为吉林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开设和教授“体质人类学”“人体形态学”“人体测量学”“古病理学”“古人类学”“人类起源论”“人种学”“中国人种史概论”和“中国古代人种研究”等多门特色课程，教学效果良好，在这一领域的教学工作方面，吉林大学已领先全国其他高校。

第三，注重教材编制。2004年，由我担任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质人类学》一书被认为是建国以来我国首部体质人类学统编教科书，受到了业内同行专家们的好评，成功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并先后被吉林大学、北京大学、西北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作为“体质人类学”课程的指定教材和主要教学参考书。

第四，注重人才培养。截至今天，我共培养了硕士、博士（含硕博连读）研究生50名，为我国打造出一支高素质、年轻化的体质人类学学术队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中，80%以上都毕业于吉林大学，现就职于国家文物管理部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国内外高等院校，其中一部分同志已成为我国体质人类学教学、科研领域的骨干力量。

第五，注重中外合作。本着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我和我的研究团队特别注重与国内外同行学者、高校、科研院所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已完成近百项关于古人骨现场鉴定、室内人骨整理以及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的任务，先后同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蒙古国立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九州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马萨诸塞大学、威奇塔州立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剑桥大学以及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等机构建立了长期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进一步扩大了我国体质人类学的国际影响力。目前，吉林大学已成为学界公认的中国体质人类学研究重镇，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2016年朱泓在浙江黄岩博物馆指导研究生对黄岩宋墓赵伯澐人骨进行研究

分子生物学

记者：作为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学科带头人，您在承担繁重的科研、教学任务的同时，还成功跨学科组建了我国考古界首家古DNA专业实验室，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能否请您谈一谈建立吉林大学考古DNA实验室的初衷？

朱泓：1997年3月，学校任命我为考古学系主任。不久，我接到了校科技处周介文处长的电话，说有重要的工作要与我面谈。见面后得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拟在“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下专设“濒危学科”项目(后更名“特殊学科点项目”)，重点支持一些远离经济建设主战场、面临后续人才青黄不接但又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冷门学科”，包括地质古生物学、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动物分类学、昆虫分类学、冰川冻土学、考古学(自然科学部分)。由于考古学作为吉林大学的强项学科，周处长建议我们考古学系去争取，并让科技处王志强副处长负责与我接洽。

我深知这是吉林大学考古学科面临的一个重大机遇，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文件要求，申报的“濒危学科”需在申报单位本学科现有优势研究方向的基础上，开展一项能够填补国内空白、全新的核心课题研究，而且必须是该学科领域面向21世纪的国际前沿、热点课题。所以，它本质上应该是“锦上添花”的项目；同时，文件中提到的6个拟支持的学科名单里，“考古学”后面备注了“自然科学部分”，可见，这个新增研究课题必须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此外，文件里还明确规定，“濒危学科”项目面向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招标，每个学科点仅设一项，因此，竞争势必非常激烈。通过仔细的分析考虑，我们认为将古DNA研究作为核心课题来申报应该是最有希望的。第一，古DNA研究被当时国内外考古学界视为跨世纪的国际热点研究领域，但国内却没有建立专业实验室；第二，当时的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已拥有较大的古人骨标本库，而我本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也在国内考古学界属于领先地位，满足文件中对“本学科现有优势研究方向”的要求。当我把上述想法向王志强副处长做了汇报，他也表示同意。

当时最急需的是要在本校找到一位生命科学学院的老师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但我与相关专业的老师根本不熟悉，所以需要由科技处协调。至于具体要求，首先这位老师需有意转到考古学研究中来，愿意干这件事；其次这位老师最好是教授、博导，能够尽快组建起团队，也有利于评审获得通过。于是，王志强副处长推荐了生命科学学院的周慧教授。虽然当时我并不认识周老师，但她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她是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主管科研的副院长，已经是学科“台柱子”一类的人物了。几天后，我和周慧教授在王志强副处长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面”。首先我们把这次申报“濒危学科”项目的情况和想法简明扼要地向周老师作了介绍，然后我重点向周老师讲述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尤其我们在边疆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发掘、研究等工作。当我讲到内蒙古额济纳和新疆塔克拉玛干考古调查发掘时，我明显地觉察到周老师产生了兴趣。因此，在我们共同合作与努力下，1998年，成功申请到了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特殊学科点项目，并在学校的支持下，建立了吉林大学考古DNA实验室，由周慧教授担任该实验室主任。这不仅适应了学科发展的趋势，也填补了当时国内学术界古DNA研究的空白。20多年来，该实验室在科学研究、理论创新以及人才培养方面作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直到现在，我校的分子考古学研究仍然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2018年朱泓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周慧教授共同采样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古DNA分析与传统体质人类学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呢？

朱泓：伴随着学科不断向前发展，我们也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研究领域、学习新的研究方法、掌握新的实验技术。传统体质人类学研究方法，例如，根据测量数据和形态观察来进行人群的种系成分划分，是一种宏观的分析方法，沿用到今天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仍然是体质人类学重要的研究手段。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如果我们固步自封，仍单纯依靠传统研究方法对出土人骨进行分析，已不能满足考古学研究的需要。古DNA分析技术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西方开始出现，并被运用到考古学研究当中的，通过提取和分析古代人骨DNA，确定其遗传学结构，更好地解决出土古代人类个体遗传关系、群体遗传关系以及同一人群内不同个体之间的遗传关系等问题。虽然近十几年来，古DNA技术在考古学中被广泛应用，但并不意味着传统体质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过时与淘汰。首先，作为一个专业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人员，在最初的系统学习时，最基础的理论框架、技术方法是必须掌握的。其次，任何一种技术方法都有其优点，也会有局限性，这就需要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与提取古DNA不同，测量与观察等传统研究方法通常是无损的。再次，不是在所有环境中保存下来的骨骼都能提取出古DNA，很多远古时期墓葬里的人骨DNA不一定会保存下来，实验中也不一定能成功提取。例如我们对湖北、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出土人骨进行古DNA提取，成功率极低，但是如果这些地区出土的颅骨保存较好的话，用传统的体质人类学测量与观察方法可以得到较为宏观的人种学证据，还是很有意义的。

记者：关于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人骨研究，应该是您和周慧教授通力合作的一次成功尝试，能否请您谈谈这方面的内容。

朱泓：新疆小河墓地是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共同发掘的，我和周慧教授的研究团队参与了对该墓地进行的人骨鉴定和采样工作，并对罗布泊地区早期人群的体质特征、人种学类型、遗传学构成、健康状况以及人群的迁徙等信息进行了探索。

由于小河墓地的规模较大、沿用时间较长，我们共采集了130具人骨，其中，在壮年期和中年期死亡的人数较多。通过研究发现，小河墓地早期古代居民属于欧罗巴人种与蒙古人种之间的过渡类型，并且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人群融合，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人群。根据古DNA研究的初步结果表明，小河墓地的人群的父系普遍源自西方谱系，而母系既携带有东部欧亚谱系又带有西部欧亚谱系，同时还有部分印度特异谱系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进一步细分可知，小河早期人群是一个东西方混合的人群，可能与青铜时期的南西伯利亚人群有着密切的联系，到了晚期他们又受到中亚和南亚人群的影响。

同时，我们还发现小河先民罹患齿科疾病非常严重，特别是牙齿磨耗程度远高于古代其他地区先民。可能与加工食物技术落后造成食物坚硬粗糙或者新疆地区风沙大食物里掺入沙粒有关。此外，我们还发现小河先民骨性关节炎发病率也很高，尤其是脊柱关节炎非常严重。可能与日常劳动负荷较大、过度负重、过度劳累有很大关系。另外，在保存有完整手部骨骼的人骨标本中，我们发现了4例患有拇指腕掌关节疾病的女性，结合墓地里随葬的大量草编篓，我们推测很可能是长期从事编织类等手工劳动所造成的，或许还能说明当时已出现了两性分工。

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例曾接受过颅骨环钻手术的中年女性个体，头部有一个直径约6厘米的圆形钻孔，断面光滑圆钝，表现出明显的愈合痕迹，说明这位女性在接受完颅骨钻孔手术后，至少又存活了一个月以上。虽然在新疆地区出土带有头部钻孔的人骨不少，但在3500年以前这种现象还是比较罕见。

朱泓2004年在新疆小河墓地进行现场鉴定

(右侧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文瑛所长)

三维人像复原技术

记者：除了率先组建我国古DNA实验室之外，您和您的团队还运用计算机模拟三维技术对古代人类进行了容貌复原，能否请您谈一谈这方面的内容？

朱泓：2002年，我和我的研究团队申请到了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特殊学科点项目《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主要以前苏联人类学家M.M.格拉西莫夫院士的《颅骨复原面貌的原理》为理论依据，运用现代计算机科学模拟技术对古代人类进行容貌的三维复原工作。虽然原理是近一个世纪以前提出的，但至今仍然被全球范围内的人类学家和法医工作者所使用。我们的人像复原工作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步，需要鉴定、测量、观察、分析待复原的颅骨，取得数据；第二步，利用三维构图技术，按照数据将颅骨绘制出来。在此项研究工作中，我的助手吉林大学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的林雪川老师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举个例子，2003年，我们对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墓主人进行人像复原工作，通过考古学研究初步推测，该墓主人应是王室或贵族女性；通过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该女性与现代北亚蒙古人种颅面形态最为接近，年龄约为30到35岁；通过线粒体DNA数据比对证明，她和耶律氏皇族之间古DNA较为相似，因此推测她可能是耶律家族的一位女性贵族。

由于她与现代北亚蒙古人种颅面形态最为相近，因此我们用CT扫描的方法为颅骨建模，并将与她年龄相仿的现代北亚蒙古人种女性面部各个部位的软组织厚度进行了提取，计算得到平均数；再根据骨骼外观来推测她的体态胖瘦，因为生前肥胖的人，脂肪在有机质消失后会在骨骼上留下脂肪微粒，相反生前非常瘦的人骨骼表面是非常光滑的，我们观察发现，她生前应该胖瘦适中，因此我们选择按照人群的平均值来复原；我们的皮肤库里存有采集自各地的肤质样本，考虑到她的贵族身份，我们选择了相对光滑细腻的皮肤样本；由于她近似于现代北亚蒙古人种，而该人种单眼皮出现率较高，超过70%，因此，根据“出现率最高的可能性来复原”的原则，我们将墓主人复原成单眼皮，并以此类推，当具体到鼻子、嘴、眼睛、耳朵等都有了依据，我们就可以用三维构图的方法来复原这位契丹女性贵族的容貌了；除了容貌外，她入葬时穿的服饰也需要被体现出来，好在该墓保存较好，连她的头发与发式都保存了下来，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直接的证据。但并非所有的服饰复原工作都能这样轻松完成，在对北京老山汉墓女性墓主人进行复原时，就没有这方面的出土遗物可参考，因此，我们根据东汉画像石和画像砖上妇女的发式、马王堆墓主人的服饰来进行了还原。

朱泓2003年在吉林大学人类学实验室观察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墓主人生前容貌复原的成果

生物考古学

记者：自然科学分析方法如今被广泛地应用到出土人骨的研究当中，除了科技考古之外，还衍生出了“生物考古学”这一学科名词，能否请您谈谈对“生物考古学”的理解？

朱泓：1972年，英国考古学家Grahame Clark首次提出了“生物考古学”的概念，当时的研究范围仅限于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此后由于受到新考古学理论的冲击，“生物考古学”的概念产生了重大变化。1976年，美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体质人类学家Jane Buikstra系统的阐释了“生物考古学”的概念，即以人类骨骼和牙齿等生物遗存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种方法、技术与手段来研究探讨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欧洲的一些学者还将动植物考古学也纳入生物考古学研究范畴。除体质人类学之外，吉林大学的分子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以及骨化学等科技考古学科均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因此，早在“十二五”期间，我曾提出倡议将吉林大学的分子考古学与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和骨化学等学科联合起来，构建成为生物考古学学科。该提案得到校领导和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2011年3月，由吉林大学原副校长吴振武率领的吉林大学代表团赴北美生物考古研究重镇――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进行访问，并就双方联合建立生物考古实验室达成了共识，2013年11月18日，吉林大学-西蒙菲莎大学生物考古联合实验室正式挂牌。

2011年朱泓在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进行访问

（左起第1位：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周慧教授，左起第2位：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杨东亚教授）

举个例子，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的子课题负责人，我发现，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蒙古族源问题的研究还多半停留在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从民族史学、民俗学、比较语言学等角度来进行探讨的阶段。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人骨标本也在增加，从古人种、食物结构、古DNA分析等生物考古学视角来开展对蒙古族源问题的考察能提供很多扎实有效的证据。目前在我国学界，持“蒙古族源东胡说”的学者为大宗，而内蒙古赤峰林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地与文献记载中的“东胡人”在考古学文化、生存年代、地理分布等方面颇为相似。我们根据古人种学研究表明，井沟子遗址西区墓葬出土的人骨标本普遍具有低颅、阔面、面部扁平度较大等北亚蒙古人种体质特征，与已知的鲜卑、契丹人群的颅面型特征较为接近；根据食性分析结果表明，井沟子古代居民在日常饮食结构中保持着较高比例的动物性食物摄入，暗示出饲养业和狩猎业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应占据重要的位置；根据其线粒体DNA的系统发育分析和多维度分析以及Y染色体单倍型类群分析的结果表明，林西井沟子古代人群遗传关系上与现代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北亚人群以及古代拓拔鲜卑人群有着颇为接近的亲缘关系。通过以上一系列的生物考古学研究，为蒙古族源“东胡说”提供来自生物考古学的佐证。

再举个例子，根据史料记载，唐至五代时期活跃在大兴安岭北侧的呼伦贝尔地区的古代族群是“室韦”，其中有一支叫“蒙兀室韦”，文献中记载“蒙兀室韦”就是蒙古族的直接祖先。根据碳十四测年以及考古学研究表明，内蒙古呼伦贝尔岗嘎墓地疑似唐代室韦遗存，但要判断这批人是否真的是室韦、蒙古人的直系祖先，还需要确定其体质特征是否与现代蒙古人近似。通过对采集自岗嘎墓地的人骨标本进行形态学观察与测量学研究表明，岗嘎墓地古代居民的颅型普遍较圆较低且阔，与古代生活在内蒙古地区的鲜卑居民的颅型特征较为相似，与现代分布在我国内蒙古地区的北亚蒙古人种中央亚细亚类型居民的颅型特征最为接近。因此，我们可以初步推断岗嘎墓地古代居民应与唐至五代时期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室韦”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为进一步开展蒙古族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生物考古学的新线索。

朱泓201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蒙古族源问题的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研究”学术报告

记者：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民族历史形成过程的生物考古学考察”对现代汉民族体质特征的形成问题进行了探索，这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能否请您谈一谈这方面内容？

朱泓：总体而言，现代汉民族的体质特征表现较为一致，都属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但同时也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南北差异，例如：我国山东、山西、河北一带的北方汉族在体貌特征上主要受到东亚类型因素的影响，被认为是东亚蒙古人种的典型代表；而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的南方汉族在体貌特征上则存在着一些低纬度地区居民普遍拥有的低面、阔鼻、低眶、凸唇特点，与东南亚地区的一些人群比较相似。那么现代南、北方汉族人群的这些体质差异产生的时空范围以及原因和动力等问题就直接涉及到汉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这一重大的学术问题。

因此，为了探索现代汉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以及我国古代人群的迁徙与融合模式，2011年，由我作为首席专家的“汉民族历史形成过程的生物考古学考察”项目正式立项，主要以中原地区与华夏-汉民族密切相关的考古学重要资料为基础，配合开展对周边地区其他人群，尤其是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与汉民族及其祖先曾经发生过较大规模的融合、通婚的古代族群进行体质人类学、分子考古学、动植物考古学等生物考古学研究。其中，该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周慧教授和赵志军教授作了很大的贡献。

早在1996年，我曾提出先秦时期我国古代人种类型分布状况理论框架，后来随着出土人骨标本的逐渐丰富，按照不同颅面形态特征，我将新石器时代居民进行古人种类型的划分。在此基础上，经我们研究证实，现代汉民族最早的源头应是新石器时代主要分布在今河南、山东、陕西一带的古中原类型居民，并且直至汉代，这一区域的古中原类型居民一直为大宗。需要说明的是，古中原类型居民与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现代汉民族颅面形态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异，却与今广东、广西、福建等南方省份现代汉民族更为相似；同时又与古代南方地区的古华南类型的颅面形态差距较大，进一步表明了现代南方汉族居民的祖先也来自于北方地区，并不是直接承袭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发展而来。

同时，根据我们对郑州地区汉、唐、宋墓出土的人骨标本进行古人种学和古DNA分析研究可知，汉、唐时期该地区居民基本符合古中原类型的体质特征。到宋代，当地居民的体质特征开始偏离古中原类型，接受了较多来自其他族群的遗传学因素，主要是受到了古西北类型和古华北类型居民的影响，并最终形成了与现代北方汉族居民接近的体貌特征。

与以往的历史学研究相比，我们运用生物考古学研究方法，初步建立了汉民族历史形成过程中各个时期不同地区重要遗址出土人骨遗存的数据库，更准确地梳理现代汉族究竟是在何时、何地、吸纳了何种古代族群发展而来。汉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研究成果反复见证了中华大地上几千年来的民族融合、文明交汇的历史规律。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族群变迁和融合，而是在环境不断演化与古代文明和族群不断变迁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文化、生态环境、族群等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的历史过程。汉民族历史形成过程的生物考古学综合研究对于深入了解汉民族的起源与形成以及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考古学

记者：1997年，您成为了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负责人，在您的带领下，吉林大学考古学科不断发展壮大，能否请您回顾一下过去的20多年来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发展过程？

朱泓：1997年3月，学校任命我为考古学系主任。从那时起，我的主要工作和精力都集中到了吉林大学考古学的学科建设上面。过去的20多年，在学科发展方面我们遇到并且抓住了很多机遇，同时，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在上一代学科带头人悉心指导下，在考古学系全体师生的积极参与下，我们的科研队伍团结奋进，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的成果：

1998年，我们与历史系、古籍研究所共同合作、联合申请并最终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2000年，我们获得教育部的批准，正式成立了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同年，考古学科点还被列入“十五”期间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我们获得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005年，依托考古学科，由我组织筹划并担任主任的“吉林大学中国边疆史地创新基地”被确定为国家“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2007年，由我负责组织申报的吉林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科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成为全国高校同类专业中仅有的两个国家重点学科之一。

2008年，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考古专业得到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的立项支持。同年，由我担任带头人组织申报的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教学团队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

同时，我们还一直关心并积极支持校内其他兄弟学科的建设。自2006年以来，我和我的团队一直与地学部古生物学与地层学研究中心合作，并联合申报了“东北亚生物演化与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08年经教育部批准，该重点实验室已正式运行，我兼任了该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及人类学与生物考古团队的学术带头人。2010年，我参与哲学社会学院牵头申报的吉林大学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工作，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该项申请获得批准，由我担任人类学二级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此外，我们还注重与其他兄弟院校之间的合作。2013年，为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为我国文化传承提供考古学支撑，吉林大学、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建了“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由我担任该中心首任主任。

记者：您刚刚提到2000年成立了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这是吉林大学考古学科发展历程中里程碑式的成果，能否请您谈一谈“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这一名称的由来以及它的建立过程呢？

朱泓：1999年，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各高校组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研究基地必须在确定的研究领域为全国高校一流，具有不可替代性，并且同一领域、同一研究方向上只设一个。接到通知后，在我们学科带头人林沄先生的领导下，经过全系教师多次认真研讨，我们决定以吉林大学“中国东北考古研究中心”为名进行申报，因为东北考古是吉林大学的研究强项，在全国高校中，我们的研究团队具有不可替代性。

不久，教育部主办了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申报工作会议。当时吉林大学共申报了五个研究基地，并委派分管副校长和社科处处长带队组成了代表团赴北京参会，我也列席其中。等到中午午休时，一位教育部主管此项工作的副司长，匆忙地找到我们说，吉林大学申报的考古基地名称有些欠妥，因为如果利用“东北考古”这样地域性考古学研究为名进行申报，会造成全国其他高校的误解。他建议我们把基地的申报名称再斟酌一下，一定要符合教育部基地设立的条件，才有望获批。

当时我们的副校长和社科处处长要我马上打电话给林沄先生和系里的其他教授们来进行商量。可即便是与林沄先生沟通，请他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想出一个名称来，实在太强人所难；而如果打电话跟系里其他的老师们去商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不可能达成共识。由于教育部的文件要求我最清楚，因此，顶着这般压力的我根本没有心思去吃午饭，把自己关到宾馆的房间里苦思冥想起来，最后一个名字在大脑里一闪而过——“边疆考古”。记得那时候我经常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考古所的后院里挂着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牌匾。我想既然能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那我们也可以有中国边疆考古研究，这也能体现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研究优势，因为我们在内蒙古、东北等边疆地区都曾做过大量的工作，而在甘肃、青海等西北边疆地区也都曾做过一些工作，因此叫做边疆考古也是合适的。下午开会之前，我们把更改后的基地名称告知了教育部的负责同志。最后，在宣布本次申报基地的入围名单时，欣慰地听到了“吉林大学中国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名字，在教育部最终的文件中，改为“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记者：2011年，教育部将“考古学”升格为一级学科，为考古学科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机会。据我所知，您多年来一直在推动此项工作的展开，可否请您谈一谈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朱泓：我担任吉林大学考古学科负责人的时间较长，先后担任了吉林大学考古学系主任和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在长期的工作中，我发现教育部当时已有的学科分类体系并不利于考古学科建设。过去历史学是一级学科，而考古学及博物馆学是历史学下设的二级学科，在吉林大学历史学相关专业合并至文学院以后，历史系、考古系、博物馆系从属于文学院。每年遴选博士生导师的时候，学校给每个二级学科仅分配一个名额。即便考古系和博物馆系教授众多，也只能给一个名额，而历史系由于包含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历史文献学、专门史和世界史5个二级学科，因此就会得到5个遴选名额。这种情况在当时其他高校考古专业里也是普遍存在。2003年，我利用为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讲课的机会，在山东临淄的工作站里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赵辉教授针对是否应将考古学申请成为一级学科的问题进行了详谈，建议由北京大学牵头提出倡议，其他大学的考古专业必定积极支持，因为这关系到考古学未来的发展，人才的培养、资源的分配。此后，在西安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文物考古会议，当晚，由赵辉教授主持，邀请各高校的考古专业的老师们针对考古学申请一级学科的问题进行了研讨，我利用这次会议将最初的设想以及我们吉林大学考古学科在此问题上拟采取的应对策略及取得的成功尝试跟大家进行了分享，并在与会同仁之中产生了共鸣。2011年，在北京大学的倡导下，在全国各考古高校、考古界的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我国的学科体系进行调整，把原来作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考古学调整为与中国史、世界史并列的一级学科，这标志着考古学的稳步发展得到了整个学术界的充分肯定，也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

朱泓2018年在成都参加中国考古学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合影

记者：那么，您对我国考古学科未来的发展报以怎样的期待呢？

朱泓：第一，考古学应造福于国家和人民。尽管考古发掘并不能直接创造经济财富，但他却是社会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力量，具有十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是我们实现文化自信的有力保证；尽管考古发掘本身由国家兴举，出发点是公益性质的，但是考古遗迹的发现与发掘，很有可能为地区旅游带来增长点，成为提振当地经济的重要引擎，由此可见，考古成果也是生产力，应该为国家和人民造福。

第二，考古工作者应该加强科学创新意识。希望我国的考古工作者能在世界上率先开创新的技术，拓展新的方向，发掘新的领域，以理论创新带动学科交叉与融合，而不仅仅是追踪国际学术前沿与热点，这需要依靠广大年轻考古人去实现。

第三，希望能有更多的青年朋友加入科技考古，特别是生物考古研究的队伍。

朱泓作为中国生物考古学研究的先驱者，也是中国科技考古的引领者之一。他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秉承科学创新的研究理念，具有良好的教风和学风，在他的努力下，使得吉林大学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体质人类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学术重镇。其主要学术贡献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01 建立具有自身特点的中国古人种学研究体系

朱泓在科学研究中既积极把握住国际学术前沿热点，又根据我国学科自身特点，将人种学研究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到中国古代人种问题以及我国古今各民族种系源流方面的探索当中，建立了我国先秦时期古人种学研究体系，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02 填补了中国生物考古学研究领域的空白

1998年，在他的积极倡议和领导下，通过与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合作的方式，建立了我国考古学界第一个从事古DNA研究的专业实验室——吉林大学考古DNA实验室，受到国家主管部门和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2002年，他带领他的研究团队率先开展计算机模拟三维容貌复原技术的研究，成功地对北京老山汉墓、江苏泗水王墓、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等出土的古人类颅骨以及新疆地区出土干尸进行了三维容貌复原，引起了学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03 提升了中国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多年来，朱泓注重在文理交叉、相互渗透中，通过学科重组寻找新的学科生长点，先后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和国家文物局专题项目10余项，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的成果；同时，他还为我国培养了一支高素质、年轻化的体质人类学研究队伍。

（消息来源 /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南方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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